□ 麦埊
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一辈子胸无点墨、功无半篑，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只想厮守几亩地，大步不迈、小步不移。但她从土地里捡拾的只言片语，却谷粒一般，有着饱满的生命力和丰富的给养。
小时候，学校里没有劳动课、劳动作业，因为家家都有干不完的活。放学回到家，便是父母的“接班人”——大人有大人的活，孩子有孩子的活。那几亩地像永远写不完的作业本，一垄垄庄稼则是四线格或田字格，等着一遍遍填写。最头疼的是层出不穷的杂草，如同防不胜防的错别字，需要反复修改、订正，挨太阳火辣辣的鞭子。
杂草也是人来疯，一进暑夏，就发疯地长，几天就淹没玉米。哪能由着他们！一早一晚，母亲都带我和姐姐薅草。每人两垄，薅完回家。我薅着玩着，还没薅一半，她们就薅完准备走了。我抱住姐姐的腿，让她帮我。母亲可不惯着，摸着什么都往我身上招呼。直到我老老实实蹲下薅草，她才收手，扔下一句：“谷要自长，人要自强。”
很多年，我都抱怨母亲，我还不如她种的玉米娇贵。但也正是这份野蛮生长，我养成自立的秉性，野草一般坚韧，玉米一样专注。
经常听人喊累，我总是一笑置之。说到累，有什么能比割麦累！
少年时，我最怕放麦忙假，最怕割麦。头顶烈日灼烤，地面热浪滚烫，空中麦锈灌溺，手里麦芒扎刺……那真是无死角的累！我割三垄，母亲割六垄。我割一把，站一会儿，抹抹汗，捶捶腰。母亲则像坦克车，闷头向前推进。很快，我就被落在后面，越站，被落得越远。
母亲割到地头，又割回来。看我站着，她抖动嘴角衔着的半截麦秸说：“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你有站的那些工夫，弯弯腰也割到头了。”她的话像刺入我手心的麦芒，有着灼烫的痛。
这句话一直鞭策着我。我没有天赋异禀，但勤能补拙，笨鸟可以先飞。我不会嫌自己笨，更不会站在那儿等，而是俯身前行。我相信母亲的话，只要坚持走着，那“二里半”就不在眼前，而在脚下。
在城里安家后，端午、国庆我都回家，帮忙午收、秋收。虽然机械化了，但母亲的身板和体力衰退得比现代化进程更快，稍微上一点强度，她都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她的心劲，却并不比年轻时小！
机械省力，母亲却颇有微词，嫌它们毛手毛脚，收不干净，糟蹋粮食。机械收完，她还要一垄一垄地扒开秸秆，搜一遍。起初，我还陪她搜，很快我就缴械了。那么一大块地！这么多无用功！猴年马月才能搜完？母亲头也不抬，喃喃道：“眼是孬蛋，手是好汉。”
我顿时醍醐灌顶。我的写作瓶颈不也在此吗？想得多，越想越觉得难度大，难以把握，还没动手，就放弃了。在文学的天地里，大的我无力舍身收割，小的无心俯身捡拾，以致碌碌无为、惶惶终日。
我学着母亲，珍惜粮食般珍惜文字，细心播种，悉心呵护，耐心收割，用心搜捡……写作慢慢有了声色，文字渐渐有了味道。
母亲只知农事，她的话也像农事开出的花，简单，朴实无华，却又厚重、历久弥香。它们陪着我，到了母亲没有去过的很多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