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钧
当北方内河航运的首个亿吨大港在济宁诞生，当“建设北方内河航运中心”被写入山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正站在港产城融合的新起点上。近日，《济宁日报》刊发的《济宁七大百亿临港园区差异化协同与港产城融合探径》一文，系统梳理了当地以“5375”思路布局七大百亿临港园区的实践路径，为内河城市破解“港城分离、产业同质”的老问题提供了鲜活样本。
内河航运曾长期面临“成长的烦恼”：港口功能单一，多停留在装卸中转的“搬运工”角色；产业园区贪大求全，同质化竞争导致资源浪费；港、产、城之间缺乏联动，“港强产弱”“产城脱节”现象普遍。济宁的探索，恰恰抓住了这些痛点的“牛鼻子”——以差异化定位破局，以全链条融合赋能，以跨区协同保障，走出了一条“港兴产旺城活”的新路。
差异化是避免“内卷”的关键。过去，不少内河园区陷入“你有我有全都有”的误区，结果主业不清、特色不明。济宁的做法是“量体裁衣”：依据港口能级、岸线资源和产业基础，将七大园区划分为港口物流型、先进制造型、大宗商品加工型等类别，梁山港聚焦煤钢物流，济州港深耕粮食物流，太平港发力新能源船舶制造……这种“一园一主业”的布局，既避免了重复建设，又形成了互补优势。更值得关注的是，针对内河航运“回程货不足”的顽疾，济宁通过统一港航调度，将返程货物精准导入对应加工园区，既降低了船舶空载率，又催生了临港加工的新增长点。这种“把运输劣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智慧，正是差异化发展的生动注脚。
港产城的深度融合，需要打破要素流动的“玻璃门”。传统模式下，港口与城市产业“两张皮”，临港园区与城区“隔路相望”，导致“以港聚产”乏力、“以城促港”不足。济宁的实践表明，融合的关键在于“通”：空间上“前港后厂”“通港达园”，让港口与产业园区物理相连；功能上从“装卸中转”向“综合服务”升级，推动港口与城市科技、金融资源双向赋能。当港口成为产业升级的“引擎”，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城市成为港口服务的“底座”，三者便形成了共生共荣的生态圈。如今，济宁港航经济已从单一的运输业务，延伸至贸易、金融、制造等领域，正是这种生态效应的体现。
产业链的延伸，是提升附加值的必由之路。传统内河航运依赖“赚运费”的低附加值模式，抗风险能力弱。济宁提出的“港贸船产建融”全链条发展，直指这一痛点：做强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和供应链金融，让“流量”变“留量”；升级新能源船舶制造，带动电机、钢材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建设零碳码头和智慧园区（2023年8月9日，梁山港获得由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全国内河港口首张“碳足迹”与“碳中和”双认证的证书，成为行业绿色发展的示范标杆），以绿色智能重塑竞争力。这种“从码头到车间、从运输到交易”的延伸，不仅拉长了产业链，更提升了价值链——太平港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累计交付118艘船舶，济州港粮食贸易量突破260万吨，正是产业链增值的明证。
跨区协同则是战略落地的制度保障。七大园区分布在不同的县市区，行政区划带来的“各自为战”曾是最大障碍。济宁通过市级高位统筹、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以及市场化投资运营平台的搭建，打破了“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特别是探索税收分成、生态补偿等机制，让“顾全大局者不吃亏”，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制度样本。这种“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既发挥了行政统筹的优势，又激活了市场主体的活力，为园区长效发展注入了动力。
从“单打独斗”到“雁阵齐飞”，济宁的实践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港产城融合不是简单的“港+产+城”物理叠加，而是要素重组、功能耦合、价值共创的化学变化。对于更多内河城市而言，济宁的经验启示在于：既要立足自身禀赋找准定位，避免“千城一面”；也要以系统思维打通要素壁垒，防止“孤岛效应”；更要以制度创新破解行政分割，实现“握指成拳”。
站在“亿吨大港”的新起点上，济宁的探索仍在继续。随着北方内河航运中心建设的推进，这场关于港产城融合的实践，不仅将为济宁冲刺万亿级城市提供支撑，更可能为全国内河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济宁方案”。毕竟，当古老的京杭运河焕发新生，当现代化的临港园区拔节生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城市的崛起，更是内河经济转型的无限可能。
